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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树斌改判无罪了！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承认，这是一起典型的错案。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告诉我们：真正可怕的错案，是那种即便从办案当时的证据标准和司法认知水平来看，也存有很多疑点的案件。对存疑案件的有罪裁判，不仅押上被告人的命运，也赌上了办案人员的前途。故而，我们应牢牢守住疑罪从无的底线。
疑难冤错案件，四者常被并举论述，其实颇有差异。在我看来，所谓疑案，是指定案的事实和证据存在疑点。所谓难案，则是指法律解释和适用存在难点。广义的错案，包括所有实体处理和程序适用上存在错误的案件。其中有些错案，定罪当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只是后来由于技术进步或出现新证据，推翻了当初的结论。还有一些错案，本来就属于疑案，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但是仍然被定罪，后来真凶落网或者被害人“复活”，才发现抓错了或杀错了，这是典型的冤案。
前一类错案，处在司法活动的容忍范围之内。司法是一门特殊的行当，法官握有普通人不具备的专业技能，但他仍然是人不是神，不可能跨越理性和时代的局限。人们可以赞叹那些法官传奇，他们具有超出时代的远见卓识和近乎先知的洞察力，但很难以此作为一般性的行业标准，来谴责那些根据充分证据却得出（在事后被确认为）错误结论的法官。
真正可怕的是后一种错案，也就是所谓的冤案。一些冤案的定罪材料，往往是从当时的司法证明标准和认知水平来看，也存在很多明显的疑点。以聂树斌案为例，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认为，原审判决没有达到“两个基本”的要求。
什么是“两个基本”？这是当年彭真同志在“严打”特定形势下提出来的。即认定有罪必须达到“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凿”。其中，基本事实是指按照刑事法律规定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，即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、构成何罪、罪行轻重的事实；基本证据是指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起决定性证明作用的证据，即直接关涉定罪量刑的证据。
显然，“两个基本”与今天所说的“排除合理怀疑”的标准相比，相对较为宽松。但是，即使按照当年的“两个基本”的标准，聂树斌案就能够满足了吗？最高法院负责人答记者时指出：
“原判定案的主要依据是，聂树斌的认罪供述与其他证据一致。但是，由于相关讯问笔录、询问笔录及重要原始书证缺失，相关辨认过程的不规范，尸体检验报告的结论不具有确定性，导致聂树斌认罪供述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，供证一致的可靠性明显不足，作案具体日期、作案工具来源、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等关键事实均无法确定。”
在这些足以影响对聂树斌定罪的基本事实、基本证据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，“认定聂树斌犯罪，根本不符合‘两个基本’的要求，未达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、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。”这就是最高法院的结论。
由此可见，依法纠正本案，不存在所谓的以现行标准评价历史案件的问题。上述答问内容充分说明，聂树斌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疑案。而疑案之所以变成冤案，是因为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，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地对待。
不夸张地说，存疑案件在被定罪之初，就已经埋下了冤错案件的伏笔。疑案中的被告人，究竟是凶手还是无辜者，这完全是概率高低的猜测。可悲的是，那些“勇敢”地押宝在有罪一边的办案人员，在猜错的情况下，不仅将无辜者推入深渊，自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佘祥林案办案警察自杀，赵作海案主审法官被停职，张氏叔侄案中的女神探被口诛笔伐，如今，聂树斌案件改判无罪，当年的办案人员将要面对什么样的责任追究呢？
这一幕幕让人慨叹：对存疑案件做有罪裁判，真是一场豪赌，押上的除了被告人的命运，还有办案人员的身家前途。问题是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，才能看出这场赌博的输赢？以聂树斌为代表，从近年来几起被界定为“冤案”的情形来看，几乎都是因为真凶浮现或者亡者复活，错案才最终得以纠正。
人们自然会追问，如果没有真凶落网后的主动供述，如果没有等到死去多年的被害人又复活归来，如果没有这些戏剧性的、偶然的事件发生，这些案件还有翻案之日吗？答案很可能是，它们依然会沉默无语地埋在旧档案中，死去的无辜者继续蒙羞，失去自由的无辜者继续在高墙内仰望天空，度过余生。
这个答案，思之令人惕然。对疑案中的被告人作出有罪裁判，实际上已经带有“赌一把”的性质。接下来，决定要不要掀开盖子看看结果，居然也得依赖于真凶招供或者死者复活这样的偶然！一个公民在国家权力面前是否会陷入无妄之灾，又是否有机会沉冤昭雪，难道都要靠“赌一把”的运气吗？
司法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过程。刑事司法关系公民的生杀予夺，更是不允许带有撞运的性质。公民即使由于偶然被卷入到司法之中，他也应当可以坚信，他不是来到了一个赌场。因此，不仅不能对疑案进行赌博式的定罪，在有罪判决作出之后，也不能依赖于偶然因素来决定是否纠错。
在案件平反后的一片欢呼声和谴责声中，尤其要警惕，不能形成一种“若无真凶落网或死者复生，就不会启动纠错机制”的新路径依赖。这种路径依赖，将会使得无辜者因为运气差被推入深渊之后，只能再祈祷运气好才可能被救出深渊。
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，刑诉法规定的定罪标准和再审条件，皆成为一纸具文。疑案中隐藏着冤案的种子。没有疑案，就没有冤案。只要是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疑案作出有罪判决的，无论后来是否出现真凶落网或亡者复活的偶然性事件，都应当定性为可能的冤案，不仅要纠正更要追责。
相反，如果定罪当时不是疑案，就当时的司法认知水平而言，属于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，即使后来出现了足以推翻先前结论的新证据，这也不属于冤案，而应当按照一般的错案进行纠正。因此，出现了真凶，未必就能定性为冤案；没有真凶出现，也不等于没有冤案。
认定冤案的标准，必须始终取决于定罪当时是否属于疑案，而不能再依赖于任何偶然和运气的因素。疑案的裁判和纠正，都必须“去赌化”。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司法理念，才能够保证，那个用来为无辜的聂树斌们洗刷冤屈的“王书金”们，不是另一起疑案中的倒霉蛋。
用今天最高法院负责人答记者问的一段话，结束本文：
“ 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最直接的意义是还了聂树斌及其家人一个公道，最终实现了个案正义。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聂树斌亲属的伤痛。作为司法人员，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，始终坚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确保悲剧不再重演，法治不再蒙羞，正义不再迟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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